2019/04/05

办案思考 | 揭开“婚介服务”的面纱

从“无媒不成婚”发展到自由恋爱主义,“媒妁”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借助于互联网时代的平台优势,婚介行业又逐渐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线上婚恋网站经营如火如荼的同时,线下婚介服务领域却呈现出纠纷不断的状态。

近期,本团队经办了一则婚介服务合同纠纷,在当事人手上只有两份婚介服务合同、几张发票和几段录音的情况下,如何在现有、十分有限的证据中寻找切入点,找出当事人感觉“上当受骗”的症结所在,是个难题。办案过程中,笔者就婚介机构与征婚者之间的婚介服务合同,展开了以下几点思考。

 

一、婚介服务合同的性质

婚介服务合同是指婚介服务提供方在约定的服务期间内,向征婚者提供婚姻介绍服务,征婚者向其支付服务报酬的合同。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婚介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如何确定婚介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

1. 从征婚者委托婚介机构寻找婚恋对象的角度来看,婚介服务合同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性质,但委托合同仅以完成特定委托事项为合同目的,而大部分婚介服务合同除了委托寻找婚恋对象之外,还包含许多其他诸如情感咨询、服装搭配指导等服务,因此无法将婚介服务合同直接定义为委托合同。

2. 从婚介机构向征婚者提供缔结婚姻关系的机会,并提供缔结婚姻关系相关服务的角度来看,婚介服务合同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性质。但《合同法》规定的居间人提供的是订立合同的机会,而婚姻关系并非合同关系,且大部分婚介服务报酬的获得不以征婚者成功建立婚恋关系为要件,因此,婚介服务合同亦无法直接定义为居间合同。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个别完全符合委托合同性质或居间合同性质的婚介服务合同之外,大部分婚介服务合同实质上属于兼具委托与居间性质的合同。

 

、征婚者能否解除婚介服务合同

首先,婚介服务合同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征婚者及婚介机构作为婚介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可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在符合该两项条款的特定情形下,征婚者可依据该条款行使相应的约定解除权以及一般法定解除权,以此请求解除合同。

【相关法条】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合同约定解除】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合同的法定解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那么,在既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也未发生可解除合同的一般法定情形的情况下,征婚者能否解除婚介服务合同?

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法官倾向于赋予征婚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如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3民初7481号民事判决书:“......婚介服务合同具有人身属性,合同的顺利履行以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为前提,若委托人已无委托婚介机构继续提供婚介服务的意愿,则双方的《婚姻介绍服务协议》已无履行的可能和必要,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

又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6093号民事判决书:“.....鉴于本案双方订立的合同系服务性质,接受服务方有权随时停止接受服务,故原告在本案诉讼中要求解除《婚介服务协议书》于法有据,但原告应为解除合同赔偿婚介机构相应的损失”。

此外,也不乏法官另辟蹊径,从其他角度支持征婚者关于解除婚介服务合同的诉求,如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9054号民事判决书:“......婚介机构的营销强度过大,导致消费者无法在无干扰的平静状态下作出决策。对于开展过度营销的服务提供者,应赋予消费者合理犹豫期内无条件退款的权利,以此平衡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当然,在该法官的观点下,征婚者行使任意解除权需受“合理犹豫期”的时间限制。

可见,虽然各法官的支持理由不尽相同,但实质上都认为应当赋予征婚者解除婚介服务合同的权利,对此,笔者持赞同态度。笔者认为,根据前面所述,婚介服务合同既然具有委托合同性质,理应适用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征婚者作为委托人,应当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不应因其兼具了居间合同的性质而限制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尽管如此,鉴于法律目前仍未明确规定此类婚介服务合同的接受服务方享有任意解除权,建议还是优先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的规定,而任意解除权可作为兜底依据。

 

三、合同解除后的费用返还问题

1. 在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婚介机构一般应以约定的服务期限与尚未实际发生的服务期限为基础,参照该比例退还已收取的服务费用。

2. 在合同一方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除了按比例退还服务费用,还应当向对方赔偿损失或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那么,站在征婚者立场,如何确认婚介机构在提供婚介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四、婚介机构的违约行为认定

签订婚介服务合同后,大部分征婚者之所以感觉“上当受骗”,其核心就在于婚介机构确实安排了对象进行约见,却总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笔者认为,婚介机构安排了约见对象,“表面上”是履行了婚介义务,而婚介机构实际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首先,从婚介服务合同的书面约定出发,婚介机构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按合同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内容。大部分婚介机构除了安排约见对象之外,还承诺会提供其他如情感心理咨询、服装搭配指导、约会沟通指导等服务。笔者认为,合同中约定的此类服务是婚介机构专业化的体现,也是征婚者能否成功建立婚恋关系的重要因素,既然合同中已明确婚介机构应当提供的服务内容,婚介机构就应当按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并做好相应的服务记录。否则,婚介机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退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服务费用。

      (2)严格按照择偶要求筛选对象。征婚者的择偶要求是婚介服务合同的必要条款,包含了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身高等身份信息,婚介机构在安排约见对象时,应当严格按照择偶要求进行筛选,否则不应视为有效约见对象。同时,若婚介机构安排了不符合择偶要求的对象约见,征婚者应明确拒绝,以避免日后不必要的争议。

      (3)全面履行匹配义务。“匹配”即指双方互相适合,除了约见对象需要符合征婚者的择偶要求之外,征婚者也应同时符合约见对象的择偶要求,才能称之为“匹配”。在婚介服务合同中,为征婚者匹配合适对象是婚介机构的主义务,婚恋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若婚介机构安排约见的对象只是单向符合了征婚者的择偶要求,而征婚者并不符合对方的择偶要求,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匹配”义务。因此,婚介机构若未全面履行匹配义务,应认定其构成违约。

2、其次,基于婚介服务合同的居间性质,笔者认为婚介机构应尽到以下法定义务:

 

(1)适当审查义务。婚介机构作为婚姻居间方,应当对第三人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适当的真实性审查,如姓名、婚姻状态、学历、资产状况等。若婚介机构只是简单将第三人提供的信息直接转告征婚者而未履行任何审查义务,则有悖于合同双方利益的平衡。因此,若婚介机构因未履行审查义务而给征婚者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2)合理调查义务。婚姻关系是一种人身关系,除了基本身份信息之外,婚介机构应主动合理调查与缔结婚姻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包括第三人是否存在犯罪记录、身份状态是否健康等等,上述信息应归属于婚介机构的法定义务范畴,婚介机构因未尽到主动合理调查义务而给征婚者造成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3)如实告知义务。《合同法》第425条规定了居间人负有向委托人如实告知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的法定义务,在婚介服务合同中,婚介机构的法定义务则是将第三人的全部身份信息如实告知征婚者,若婚介机构存在捏造或隐瞒身份信息等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五、给征婚者的建议   

1. 签订婚介服务合同,应尽量做到择偶要求具体化,机构义务明确化。目前我国关于婚介服务合同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征婚者与婚介机构的权利义务主要以合同约定为主,对于合同以外的权利及义务,仍属于裁判者自由裁量的范畴。若婚介服务合同的约定过于简略,不利于征婚者维护自身权益。

2. 征婚者应对婚介服务有合理的预期与定位。成功建立婚恋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偶然事件,能否建立婚恋关系主要取决于约见双方的主观意志,即婚介服务合同目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签订婚介服务合同之前,征婚者应建立合理的心理预期,避免签订合同之后又产生后悔心理,浪费时间与精力。

3. 交友过程中应谨慎发生财务关系。在婚介机构已全面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若还需婚介机构对第三人的人品承担保证责任,无疑过于加重婚介机构的义务。因此,征婚者在交友过程中,应谨慎作出借贷、赠与等行为,否则可能需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结语 

由于工作繁忙、交友圈狭窄,众多适婚男女仍旧处于单身状态。婚介行业的强势发展,给各位适婚男女带来了一线“婚机”,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纠纷。在相关法律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建议各位征婚者在征婚过程中多加谨慎,否则可能造成“人财两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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